杜甫的长安“漂流记”：租房、通勤与生活的挣扎

文/王英楠

长安居，大不易。

天宝五载（746年），35岁的杜甫，怀揣着“致君尧舜上”的伟大梦想，从老家一路奔波来到了长安。他出身京兆杜氏，虽家族已现破落之态，但往昔的荣光仍在他心中种下了壮志的种子。

那时的他，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满脑子都是在这繁华的长安城大展宏图，却丝毫不知即将迎接他的，是怎样一段充满艰辛与无奈的日子。

初入长安的幻灭--在堂弟家的日子里，每天数着马蹄扬起的尘土，才明白长安的春风比洛阳的柳絮还扎眼。原来，寄人篱下的人，连咳嗽都得压着嗓门。

初到长安，杜甫暂时住在远房堂弟杜济家中。这段寄人篱下的日子，实在是不好受。

每天，他看着堂弟家的人进进出出，虽然大家表面上客客气气的，但他心里总觉得自己像是个外人。这种感觉，就像你去朋友家借住，住久了总会不自觉地小心翼翼，生怕给人家添麻烦。

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你看，这短短两句诗，就把他当时的辛酸和窘迫描绘得淋漓尽致。

每天一大早，他就得骑着那头瘦驴，穿梭在长安的大街小巷，去拜访那些达官贵人，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赏识和帮助。

可那些富人家的门，哪是那么好进的？

他在门口一等就是大半天，好不容易见到人了，还得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说话。到了傍晚，只能灰溜溜地跟着人家的肥马后面，吃着马蹄扬起的尘土回家。那驴走得慢腾腾的，杜甫坐在上面，心里别提多不是滋味了。

三个月后，杜甫实在不想再这样下去，他决定自立门户。

可这谈何容易呢？他翻遍了自己的行囊，发现能卖钱的东西早就没了。

最后只能咬咬牙，变卖了从老家带来的最后一件值钱物件——祖传的青铜酒爵。这酒爵，承载着家族的记忆，上面刻着精致的花纹，每一道纹路都像是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杜甫拿着它去卖的时候，心里满是不舍，可又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卖了酒爵，杜甫换得了三十贯钱。

在当时，这三十贯钱能做什么呢？按照《通典》卷七记载的物价，一斗米大概13文钱，要是想买一套像样的文房四宝，得花200文左右。而在中等坊区租一间厢房，每个月的租金就得600文。

这么算下来，这三十贯钱，只够他在长安勉强支撑半年的生活。

杜甫攥着这来之不易的钱，心里既无奈又迷茫，他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但还是咬着牙告诉自己，一定要在长安站稳脚跟。

科举梦碎--当“野无遗贤”四个烫金大字糊在朱雀门时，三百举子的墨汁在砚台里结成了冰，杜甫突然读懂了李林甫的阴谋：这科场本就是筛子，漏下去的全是不肯弯腰的骨头。

天宝六载（747年），这一年对杜甫来说，本是充满希望的一年。

听说朝廷要举办科举考试，杜甫满心欢喜，觉得自己终于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他日夜苦读，把那些经典书籍翻了一遍又一遍，还找来了不少历年的考试真题，反复研究。

考试那天，杜甫早早地就来到了考场外，只见考场周围人头攒动，考生们一个个都神情紧张又充满期待。杜甫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怀揣着梦想走进了考场。

考试的时候，杜甫文思泉涌，奋笔疾书，觉得自己发挥得还不错。可谁能想到，这场考试竟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零录取”事件。

原来，当时的宰相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想让那些有才能的人进入朝廷威胁到自己，就想出了一个“阴招”，他以“野无遗贤”为由，一个考生都没有录取。

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杜甫得知这个消息后，气得火冒三丈，他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痛斥：“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满腔热血，就这样被李林甫的一个阴谋给浇灭了。

此时的杜甫，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要么收拾包袱，回老家去务农，过着平淡的日子；要么留在长安，继续寻找其他的出路。

这两条路，对杜甫来说都不好走，但他骨子里就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最后还是决定留在长安，再拼一拼。

入职翰林院--翰林院的朱漆门槛比李龟年的琵琶弦还硬，跨进去的那一刻，杜甫仿佛听见自己脊梁骨'咔嚓'一声，长出了翅膀。

科考失利后的日子，杜甫过得愈发艰难，变卖祖产换来的钱如流水般迅速减少，生活的压力如影随形。

但他没有被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要在长安出人头地的决心。自武周时起，朝廷便设置了一种名叫 “铜匦” 的铜制小箱子，用来接纳天下表疏，百姓可将自己的主张或提议投入对应匦中。

其中的“延恩匦”还接纳自荐文书，读书人可以将自己的诗赋投入匦中，如果诗赋足够出色，经“匦使”审阅后，有机会呈到天子案前。杜甫深知，想要进入翰林院谋得一份差事，光靠一腔热血可不行，还得另辟蹊径。

天宝九年冬天，杜甫听闻天子明年正月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他通过延恩匦献上了《三大礼赋》，还在赋前附上了一篇《进三大礼赋表》，其中提到：“顷者卖药都市，寄食朋友。”

表明自己在长安这几年，靠着卖药材和朋友们接济度日。幸运的是，《三大礼赋》献的时机很对，天子大悦，命其待制集贤院。但他仅得到个“参列选序”的资格，即有资格为官，但必须等待分配，这一等又是几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了无数次的努力和等待后，机会终于来了，那位在宴会上结识的翰林院官员，向院中的上级推荐了杜甫。

当时，翰林院正好有一个文书抄写和整理的空缺职位，虽然只是一个小差事，但对杜甫来说，却是踏入翰林院的第一步。经过层层审核和面试，杜甫凭借着扎实的文学功底、对诗词的深刻理解以及之前积累的名气，成功获得了这份工作。

翰林院的文案工作本质上是唐朝的公文写作岗，杜甫每天在宣纸上码字，就像现代人在word里写文档，只是他的Ctrl+C是蘸水笔，Ctrl+V是朱砂印。

进体制内了。想起自己这些日子的艰辛，想想那些在出租屋里为了生活和梦想苦苦挣扎的日夜，都在这一刻有了意义。

地狱通勤--杜甫的通勤路线就像现代人的早高峰，驴车像共享单车，载着新写的诗稿在骆驼粪里打转，步行时麻鞋底磨出月牙，租马时钱包比马蹄还瘦——这通勤，是盛唐版的996。

有了工作之后，杜甫租在新昌坊（也就是现在西安理工大附小对面）租下了一间厢房。

从新昌坊到大明宫翰林院，大概有6公里的距离，这相当于从现代西安的钟楼到曲江池的距离，在现代，我们有地铁、公交、出租车这些便捷的交通工具，可在唐朝，那通勤可真是个大难题。

先说驴车，这在唐朝是比较常见的交通工具。杜甫要是想租辆驴车去大明宫，一天的租金大概是八十文钱。听起来好像还挺便宜，可实际体验却糟透了。每天早上，长安的街道就像现在的早高峰一样拥堵，尤其是开化坊菜市，那简直就是“交通噩梦”。来来往往的驼队、驴车、行人挤在一起，水泄不通。那些驼队拉的粪便，都能堆到车轱辘那么高，路上又脏又臭。杜甫坐在驴车上，被堵得动弹不得，看着前面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心里别提多着急了。有时候，堵上一两个时辰都是常有的事，等他好不容易赶到大明宫，黄花菜都凉了。

要是选择步行去大明宫，那可真是个体力活。每天卯时（大概早上5点），天还没亮透，杜甫就得出发。他穿着一双麻鞋，走在长安的石板路上。一路上，他看着街边的店铺还没开门，路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行人。走着走着，太阳渐渐升起来了，路上的人也越来越多。等到了大明宫，杜甫低头一看，自己的麻鞋底都快磨穿了。这感觉，就像现代从韦曲南徒步走到钟楼的打工人一样，到了公司，脚都快不是自己的了。

要是想快一点到大明宫，租马是个选择，不过价格可不便宜，单日租金要两百文，相当于早高峰叫不到快车，狠心叫了滴滴豪车。杜甫咬咬牙租了一次马，骑着马在长安的街道上飞奔，那感觉确实很威风。可看着钱包里越来越少的钱，他又心疼得不行。而且，马也不是那么好骑的，路上还得小心别撞到人，不然又是一笔麻烦事儿。

杜甫在《逼仄行》里写下的“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看似很风光，可实际上，这分明就是盛唐版的《社畜生存指南》。

每天天不亮就得跟着上朝的队伍进宫，晚上又带着一身疲惫回家，其中的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唐代长安早高峰是晨鼓600声（约5点）就开始了，而现代西安地铁早高峰是7:00--9:00。唐代长安的拥堵点在开化坊菜市，现代西安则是南二环。唐代租马一天要200文（约60元），现代打车大概50元。

要是迟到了，唐代会扣俸禄、杖责，现代则是扣工资、写检讨。还好现在没有仗责。

现在，当你站在地铁四号线含元殿站，看着那些穿汉服拍照的姑娘和拎着肉夹馍的上班族在车厢里挤来挤去，争夺最后一丝氧气，就能想象到杜甫当年的通勤有多艰难了。

看来，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通勤都是人们生活中的一大难题啊。

租房刺客--所谓的“雁塔景观房”，得踩着房梁才能窥见塔尖，这情景像极了现代公寓的“临近地铁”--实际需要走15分钟以上的路程。

杜甫租的房子说是“雁塔景观房”，可等他住进去才发现，想要看到大雁塔的塔尖，得踩上房梁才行。

这时候，西市柜坊的胡商们不知道从哪想出了一个新的税目——“眺景钱”，每个月要收八十文，还美其名曰“维护佛光普照费”。杜甫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不是变相收钱吗？

再看看现在，小寨赛格17楼的出租屋，中介当初信誓旦旦地说这是“地铁零距离”，可往窗外一看，那地铁口远得都需要拿望远镜才能看到。你若是找中介理论，中介小哥却嬉皮笑脸地说：“直线距离500米嘛！”这和杜甫遇到的“眺景钱”有什么区别呢？

都是玩文字游戏，套路租客。

当然，套路远不止这一个。

杜甫攥着刚从贵胄家宴上挣来的润笔费——整整两贯四百文，看着"押三付一"的合同时，房东王婆的指甲在契书划过："每月五百文，水钱八十，扫地钱另算。"  

"您这修灶钱..."杜甫突然发现契约缝隙里的墨迹。  

"修灶钱么，灶王爷也要打点的呀！"王婆的陕普带着粟特腔调，"程知节大将军住这时，灶火旺得能烤全驼！"

三个月后，当杜甫在漏雨的厢房里构思新诗的时候，西市柜坊的胡商正把同样的套路用在波斯留学生身上。

而此刻西安小寨赛格广场17楼，一个大学生正愤怒地指着手机："合同里根本没写垃圾清运费！"

窗外的雨越下越急，杜甫数着钱囊里最后的五文钱："留得一钱看..."（《空囊》）他突然笑出声——这抹苦笑将在一千三百年后，出现在每个被扣押金的租客脸上。

看来，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租客们都得小心这些租房里的“坑”啊。

斜杠青年--代写墓志时他是地下墓志界的李白，家教时他是私塾界的杜秋娘，给杨玉环写应制诗时，他就是宫廷版的王维。长安城的月亮不照穷人，好在汝阳王赏的酒钱，能买半碗盛着星子的馄饨汤。

杜甫的日子一直都是紧巴巴的，入职翰林之后，开销也多了，为了生活，杜甫还兼职搞起了副业。

在唐朝，代写墓志铭是个比较常见的副业。杜甫凭借着自己深厚的文学功底，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写一篇墓志铭，收费大概在300--500文之间（参考《唐代墓志汇编》）。

为了写好墓志铭，杜甫会仔细了解死者的生平事迹，把他们的优点和成就都写得生动感人。有时候，为了一个词、一句话，他会反复琢磨很久，就像写诗一样认真。毕竟，这是给人家留作纪念的东西，可不能马虎。

杜甫还会去给贵族家的孩子当家教，主要教《文选》《论语》这些经典书籍。他的教学方法很独特，不会死板地让孩子们死记硬背，而是会通过讲故事、举例子的方式，让孩子们更容易理解书中的道理。

他的时薪大概是50文，虽然不算多，但也能补贴一些家用。

要是能为权贵写应制诗，那收入可就高了。每首应制诗，杜甫能拿到1贯钱。为了写好应制诗，杜甫会提前了解权贵们的喜好和需求，然后绞尽脑汁地构思诗句。

这些诗既要符合场合，又要有文采，还得让权贵们满意，可不容易呢。

下面来看看杜甫的收支情况：

天宝五载，他变卖祖产得到30贯钱，可交完租房押金后，就只剩下2贯400文了。

天宝六载，靠代写墓志挣了1200 文，但扣除通勤费后，还剩下800文。

到了天宝七载，得到汝阳王赏赐5贯，扣除医药费后，终于有了3贯500文的余额。

入职翰林院之后，杜甫日才稍微能好一点。

然而这样的日子也没几年，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在长安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也因仕途不顺和战乱的影响，最终选择离开长安，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后半生。

总的来说，杜甫在长安的日子，是一场用墨水浸泡的苦旅。

他在这座辉煌如锦的帝都，既未能如李白般醉卧星河，也未像王维那样禅意入诗，却以一支狼毫将盛世的裂痕刻成了永恒。从天宝六年的应试落第到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这位自诩"致君尧舜上"的工部员外郎，最终只能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墨痕里，将长安的瓦当雨、漕渠泥与饿殍哭声，凝成一卷发霉的奏牍。

他写下的《兵车行》，将"边庭流血成海水"的哀歌写在漕渠淤泥里；他写下《丽人行》，刺破了"慎莫近前奏忠言"的朝堂假面，他写下《前出塞》，用划开边疆黄沙的刀锋，刻出"射人先射马"的冷酷，长安城的纸醉金迷已悄然腐，他也悲愤的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谶语。

天宝十三年《宿府》时，他发现自己这个右卫率府参军，连擦拭玄宗龙椅的宫帕都不如。

当安禄山的铁骑踏碎长安的琉璃瓦，杜甫揣着半块胡姬烤馕，踏上了比《北征》更漫长的逃亡。他离开时，兴庆宫的琉璃瓦正反射着《石壕吏》的血光，而他留在城门上的脚印，恰似那句"暮婚晨告别"的绝笔。

“感时花溅泪”——不是花在哭，是整个盛世在诗人眼眶里决堤。